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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各国必须做这三件事

  • 2018/11/21
  • 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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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纷纷调整内外策略,对内要巩固经济复苏成果,不能长期依靠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而必须将着力点从宏观转向微观,而发挥微观经济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迫切需要寻求优化营商环境之道。
  对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是要在宏观经济政策架构的支撑下,培育内生式发展机制,与宏观经济政策形成双框架,共同发力,必将抵御住更大的风险,支撑起更高质量的发展。

  当下必须优化营商环境,让微观经济主体发展壮大,以夯实基础,保证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并保证各项改革取得预期成果。
    当前正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但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世界经济仍主要靠不断升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前正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但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世界经济仍主要靠不断升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8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周年,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的重创并不能短期平复,目前仍留有经济低增长、利率低水平、债务和赤字规模巨大等“后遗症”,财政、货币等经济政策的空间已被压缩到最小,宏观经济和财政运行均具有较高的脆弱性。
  因此,各国纷纷调整内外策略,对内,要巩固经济复苏成果,不能长期依靠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而必须将着力点从宏观转向微观,而发挥微观经济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迫切需要寻求优化营商环境之道;对外,要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在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中获取更大的权益,尽可能地争取外部资源。
  当前正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受到当年金融海啸席卷的国家已经走出低谷,并开始着眼于未来。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目前世界经济仍主要靠不断升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撑。因此,当前各国必须做三件事:

一是根治经济增长对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依赖,建立起内生式发展的新机制;
二是恢复宏观经济政策的韧性,掌握好收紧节奏,拓展政策空间;
三是加速推进结构性改革,巩固经济复苏成果。
 

经济策略从宏观到微观转换的大环境
 

1.基本状态判断:新老架构之间的调整与转换
   十年来,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漩涡并形成了一种不可持续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果将世界经济比喻成一座房子,现在支撑起房子的架构是受力已经接近极限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下一阵风雨来临之前,必须对架构进行加固。
2.可行性评估:架构转换中经济的承受能力
  在架构转换之前,先要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加以评估。
  目前,对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最权威的判断与评估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之际,IMF发表了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认为目前正是一个全球国际关系框架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与此同时,IMF普遍下调了全球和国别(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测。
  综合分析,IMF做出这样的判断和评估,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第一,世界经济在贸易、制造业和投资领域的加速复苏遭遇瓶颈。
  第二,世界经济的脆弱性显著增加。一是发达国家应对危机所使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在退出,使得全球资金流动性收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受资本外流等影响;二是发达国家在收紧货币政策的同时,进一步放松财政政策,以对冲货币政策收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事实上是顺周期操作,其中蕴含着对自身和世界经济的巨大风险。
3.内在联动性分析:新老架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构造
  新老架构转换即便可行,但仍需慎重,需要全面了解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从源头梳理可知,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最大限度地放松货币政策,为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相应地融资成本也较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把握了这一时机,进行大规模债务融资。目前随着经济复苏,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各国经济发展环境随之发生改变,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以美国加息为起点,一系列连锁反应随之产生。从美国自身来看,随着国内利率升高、美元升值,投资、消费、出口构成总需求的各部分均受到影响。从对外界的影响来看,加息导致市场流动性收缩,资本市场震荡,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资金迅速从这些国家流出,并大多流入利率高、币值升的美国,使得美债收益率曲线趋平,降低美国收紧货币政策的效果,这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增长进程,甚至让美国重新走入衰退。
  其次,贸易领域的紧张空气正向外扩散。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对这些国家出口有利,而美元升值对美国出口不利,最终造成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由于国际贸易是全球价值链的载体,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了全球价值链,会对投资、制造业发展、创新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
  最后,架构转换的落脚点是促进微观经济发展。宏观经济增长的最强有力的支撑实际是微观经济发展,而促进微观经济发展是内生式发展的核心要义,所以,将内生式发展机制作为经济增长新架构的坚固性远远高于宏观经济政策。
  要促进微观经济发展,需提高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微观经济主体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既要破除垄断、鼓励创新,又要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在此前提下,需要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借力,政策着力点从宏观转向微观。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成为营商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发展需求分析:形成合力
   国际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危机,走出危机是各国政策协调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目前巩固复苏成果、走向稳定增长仍需要各国目标一致和步调协调,从总体上谋划,避免单方面行动造成满盘皆输的后果。
  以货币政策调整为例,在危机中,各国纷纷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经历了资产负债表的大规模“扩表”,经济复苏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也是资产负债表“缩表”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持续多年。为避免类似美国加息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动荡,各国需公开自身的货币政策调整计划,在给市场明确预期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把握好调整节奏和力度,即小幅渐进式调整。
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策略从宏观到微观转换的基础
   从第三季度数据看,美国经济表现仍然突出,但增长势头已经放缓;欧洲经济进一步下滑;日本经济复苏进展缓慢;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从国家和地区的层面看,经济发展策略从宏观向微观的转变是必要且紧迫的。
1.美国经济增长趋缓,加息和贸易政策效果显现。
   美国经济在二季度展现出高增长、高就业的强劲扩张趋势,经济增速达4.2%,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三季度增速回落至3.5%,经济过热的隐忧有所平复但仍不能消除。美国财政政策取向是内松外紧,然而,对外趋紧的部分并不能抵消对内放松的部分,导致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风险。由此可见,在美国,架构转换的风险点较脆弱,风险较高。
2.欧洲经济增速逐季匀速下降,主要源于“内环境”不佳。
   2018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逐季下降且不及预期。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逐季下降0.4个百分点,目前已降至1.7%,低于预期0.1个百分点。
  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受贸易保护主义以及能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外部因素影响外,主要受多方面内部不利因素影响:一是财政形势紧张;二是欧洲制造业的景气程度不断下滑;三是就业形势虽然改善但也存在结构性问题,德法等国家技术劳动力相对短缺正在制约着经济增长;四是货币政策收紧,对银行业和实体经济产生比例影响。除此之外,德国政局和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土耳其的货币危机,均是欧洲经济增长不利的内因。
 3.日本经济呈不稳定复苏,下行压力与上行张力并存。
   继一季度同比下滑0.6%、环比下滑0.2%,二季度同比增长1.9%、环比增长0.5%之后,三季度日本经济又出现了下行压力。但从长期看,日本经济已具有复苏的内在张力。三季度日本核心CPI保持逐月增长0.1个百分点的态势,9月升至1%,但仍远低于2%的通胀目标。因此,日本也开始了宏观政策由松到紧的调整期。政策由松到紧的调整必然会减缓经济增长步伐,迫于内外形势压力日本的架构转换只能走缓慢调整之路。
 4.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外部冲击与内部脆弱叠加。
   三季度,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较大的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风险。货币贬值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冲击巨大。在资本外流方面,国际金融协会(IIF)的监测显示,自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2018年第三季度新兴市场资金首次净流出。

  为了降低发达国家收紧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外部冲击,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收紧宏观经济政策,以减少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的损失。然而,这些措施均是紧缩性经济政策,带来的结果将是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对于已经出现负增长的国家来说,结果将是经济加速下滑。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仍较高,基础较好,应把握时机尽快推动架构转换,将经济政策着力点由宏观转至微观。
优化营商环境:经济策略从宏观到微观转换的必然要求
   从当前现状来看,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发达国家更注重把原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搭建的架构撤下来,而没有意识到在撤的同时还要把新的内生式发展机制架构搭起来。
  而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外部冲击,更加注重从内到外的加固,并且与发达国家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已用到极限不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有空间,这恰是危机十年这些国家获得的新的发展机会。对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是要在宏观经济政策架构的支撑下,培育内生式发展机制,与宏观经济政策形成双框架,共同发力,必将抵御住更大的风险,支撑起更高质量的发展。
  内生式发展机制的核心是推动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因为微观经济主体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企业成长带来投资繁荣,并推动供给增加;自然人的发展带来消费扩张并引致投资扩大,并带动需求增加,这有助于实现宏观与微观经济的相互促进、良性发展。
  中国正处于这种形势之中。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步入经济新常态,要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稳定经济增长,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与此同时,还要在国际资源配置中维护国家权益并尽可能地争取主动。当下必须优化营商环境,让微观经济主体发展壮大,以夯实基础,保证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并保证各项改革取得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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